美国社科界爆出一桩大丑闻
近日，美国社会科学界爆出轰动性的丑闻：学术新星迈克尔·拉科（Michael LaCour）等半年前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广受关注的论文，被指数据造假。
此后，论文作者之一、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主动要求撤稿，《科学》杂志也于5月底正式撤下此文。随着媒体跟进以及当事人的回应，事态进一步发酵。有论者指出，它注定会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史上的经典案例，甚至有媒体认为，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次危机。
涉嫌论文造假的迈克尔·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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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题为《接触改变观念：一个关于表达支持同性恋平权的实验》（When contact changes minds: An experiment on transmission of support for gay equality）的论文中，作者关注如何消除人们对同性恋的偏见。在基于实景实验的基础上，他们发现，只需20分钟的对话，就可以显著提高人们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度。另外，这种态度的转变可以持续长达1年之久，且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亲朋好友。
这项研究成果令人振奋，特别是对于那些社会活动人士。论文指出，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权益概念是人们对一些议题怀有反对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当这些被剥夺的权利有了对应的名字和面容，人们所感受到的就不再只是一个空洞的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们的态度也就更容易转变了。拉科还试图将同样的方法应用于堕胎权的问题上，他也希望能用这个方法改变大众对非法移民的态度。
然而，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研究者试图重复并扩展这一研究时，却发现该论文收集到的数据明显和此研究不符，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出原论文的数据有诸多异常之处——这个实验根本无法像拉科和格林的论文描述的那样可以重复。此后，事态很快发展成了美国版的“小保方晴子丑闻”。
新闻网站The Verge发表评论，将此事件与2010年美国杜克大学肿瘤学家Anil Potti因造假而引咎辞职一事相比较，认为应当反思学界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机制，虽然它是质量过滤器，但在如今每年产生200多万篇论文的情况下，同行评议就变得不太现实。
《纽约时报》杂志作者Drew Foster讨论社会科学家应当如何回应这桩丑闻。他说，学术界很少有机会这样去反思他们对“聪明的新鲜玩意”（clever young things）的迷恋。Foster指出，这不只是学术的问题，也是现实世界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现代很容易获得媒体青睐，同时也容易到达决策者那里，这些研究或多或少塑造了公共政策，同时也影响公众解释人类行为的词汇。总之，即使人们对学术论争无感，也会关心诸如男女收入差距、警察与黑人青年的关系等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关于该丑闻，学界最应该讨论的是三个问题：首先，应该放慢学术世界中施加于年轻研究者身上的残酷竞争；其次，应该认识到社会科学数据有多么轻易被造假；第三，应该重新思考那些并未参与实验的资深学者作为论文共同作者的情况。
《高等教育纪事报》则深刻反思了社会科学实验如何复现的问题。作者Joseph K. Young和Nicole Janz说，实地实验是社会科学的一个令人兴奋的转向。它们将严格的实验值同现实场景结合起来，使其结论更为可信。拉科和格林的实验推翻了传统看法，并且提供了取悦许多社会运动人士和左派人士的结论。但我们现在知道，它并非基于一个稳固的基石之上。
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研究人员去复现这个实验呢？Young和Janz指出，因为复现并是不性感。社会科学专业鼓励拿出新颖的观点和数据，而不是去确认其他人的前期工作。复现实验是社会科学中的自耕农工作。它很耗时，过程令人沮丧，而且不会为学者的简历带来任何荣誉。更糟的是，甚至有人批评学生做复现实验，认为他们是业余爱好者，或者他们可能成为“错误猎手”而损害自己刚刚起步的学术生涯的声誉。拉科的丑闻表明，这些批评都是极大的错误，科学知识是建立在前期工作之上。在我们到达一个需要更多新想法的阶段时，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给出数据的那些工作。
Young和Janz呼吁：最重要的一课，是认识到复现实验很有效。这是一个提高科学和我们的知识基础的验证工具，需要为这样的工作提供更多的奖励。同时应该有一个新的、备受尊敬的杂志，其中只谈复现实验。
